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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为中国科学院中的一员，感到这30多年的变化太大了，从人们的精神面貌奋发向上、研究工作的前瞻性和创新性、仪器设备的先进性、人才队伍的结构合理性和科研环境的改善都有了极大的提高。由于“”冲击了科研和高等教育的正常工作秩序，并造成了人才严重断层，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制度，我有幸作为“”后首批研究生从工业研究单位走进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大门。
当时的感觉是化学所拥有一批全国知名的科学家，研究工作要比工业研究单位更加系统和基础，偏重于寻找规律，但实际上，大部分研究工作也还只是跟踪性的。化学所1966年后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比较少，人才断层现象十分严重，仪器设备虽然在当时是属于国内先进，但与一般的研究单位差不多。比较先进的仪器也只有一台没有傅立叶转换的250mHz核磁共振谱仪和一台质谱仪，园区和实验用房情况还不如许多一般的研究单位，由于实验室空间有限，所以走廊上也堆放了许多仪器设备，一到上级部门来检查安全和卫生，就得把这些仪器请进实验室，检查完以后再搬出来。暖气管一到冬天，常常会破裂而发大水，我就在实验室扫过几次水。一些平房到冬天连暖气都没有，做实验就更加艰苦了。那是，科研经费严重短缺，1978年中科院所有收入仅32623万元。而化学所全年收入约400万元，除了发放人员工资、购置图书、医疗费和交水、电、暖等日常开支后，能用于科研工作经费就十分有限了。
我接触中科院是从研究生院开始的，作为“”后首批研究生我于1978年10月到研究生院报到，当时的中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院址，是利用了林学院的大楼，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食堂很小还没有坐的地方，不下雨的时候，大部分学生是露天蹲在地上用餐，但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刻苦，晚上12点后，教室的灯还亮着，有许多学生还在自习。当时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大约有50多人，化学所是最多的。
1985年6月，博士毕业后我到加拿大做了一年半博士后，1987年回到化学所，由于我研究的领域是糖的合成，没有傅立叶转换的300mHz以上的核磁共振谱仪支撑科研工作，难以开展工作。在当时主管业务的副所长朱道本劝说下，我于1988年底，开始参与科研管理工作，一干就是将近20年，而这也正是中科院和化学所最重要的改革发展时期。在此之前中科院和化学所已经进行了将影响今后发展的几件大事，如：1985年，中国科学院改革拨款制度，削减了事业经费；同年，实行所长负责制，到1986年发展为所长任期目标负责制；1988年中国科学院提出“一院两种运行机制”的发展模式。当时，由于科研经费严重短缺，仪器设备长期没有得到更新，处于比较差的运行状态。在研究队伍上也存在问题，相当一部分科研骨干出国后就没有回归，队伍结构不尽合理等。如何在困难中求生存？求发展？已经成为每一个科研人员特别是中科院领导和每个研究所的领导及科研管理人员急需考虑的问题。
1994年开始为期三年的基础研究改革试点工作是一次机遇也是一次挑战，虽然当时每年的试点经费只有140万元，但要求完成两个目标，一是科研成果要明显增加，二是要提高管理水平。在试点工作中，化学所采取上下动员，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实行小步快跑，克服了大量试点工作中的困难。于1995年2月21日和3月28日分别成立了“化学所分子科学中心”和“聚烯烃研究与发展基地”、“特种高分子材料研究与发展基地”；进行了科技目标的凝练；人员精简到767人，基本完成体制和结构的改革。1998年撤销和合并了18个研究组，1个研究室。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比例更为合理，优秀年轻学术带头人得到了补充；科研论文成倍增加；完善了化学所的规章制度。在验收时得到了专家和领导的好评。为化学所进入1998年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给了中科院各个研究所最好的发展机遇，创新经费大幅增加，同时中科院给予各个研究所自主权，如何用这些权力来凝聚研究所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效率，化学所面临着它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要进一步凝练科研方向及进行科研队伍结构调整，搞好园区的建设。还有管理体系、支撑体系和后勤的改革，激励机制的出台和改革，优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能力进一步提高等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在化学所全体职工和研究生的努力和理解下，化学所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经过三届研究所领导班子和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如今的化学所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实在是来之不易。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单位或个人一样会有许多机遇，重要的是如何去把握，如何去珍惜每一次机会。中科院在知识创新工程中得到了稳定和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的科技创新活动。
